当前位置:首页 > 股票资讯 - 正文

陆离:在空前的全球货币超支中,中国何去何从? k线图解

陆离,何去何从,空前,中国,货币,全球时间:2021-02-02 21:11:33浏览:130
后台-插件-广告管理-内容页头部广告位(手机)

潇雅说

今天,潇雅继续推荐陆离先生的一篇好文章。通过书评,他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日本的失落》,分析并建议在日本、欧美相继进行超大规模货币超支后,中国的经济和政策该何去何从。

这是顾朝明写的《大衰退:宏观经济学的另一半与全球化的命运》书评。

顾朝明解释了日本泡沫破灭后出现的零增长、货币过度、零利率、政府债务高企等经济现象。

西方基本认为这些都是日本宏观经济政策失败造成的。然而,顾朝明第一次给出了另一种完全相反的解释,陆离认为这种解释更有说服力,事后得到了验证。

顾朝明认为,日本过度的货币被用来修复私人部门和家庭的资产负债表,使私人部门和家庭恢复正常,代价是日本政府的债务是当今世界最高的。与其他选择相比,这是最好的政策选择。

陆离先生由此介绍了发生在欧美和中国的经济现象,给出了当前世界面临的三大问题,以及各国应该应对的宏观政策,以及对中国经济和政策走向的前瞻性展望和建议。

陆离是芒格家族财富的主要管理人,芒格家族财富是世界著名的投资者,也是喜马拉雅资本的创始人。本文来源于潇雅授权芒格学院出版的新书《文明、现代化、价值投资与中国》。

文章题目由潇雅研究所编辑,原文题为《全球化的命运——2019年度书评与感悟》。考虑到手机阅读的舒适性,潇雅缩短了一些段落,并在关键点上添加了彩色标记。正文中的副标题也是潇雅为了阅读方便而添加的,原文没有副标题。

这篇文章不长,8000多字,不要怕困难,就算没学过经济学,仔细看也会有一些大概的知识。

潇雅在前一篇文章中建议和陆离一起看中国的“民族运动”:20多年的经济黄金时代可以一起阅读,这两篇文章可以说是配套文章,对我们了解中国经济的现状和未来有很大的帮助。

全球化的命运——2019年年度书评

今年我想推荐给你的书是顾朝明先生写的《大衰退时代:宏观经济学的另一半与全球化的命运》。

当今世界的三大要务

这本书论述了当今世界上所有最大的问题。

第一:货币政策。

基本上,今天,所有主要经济体,如日本、美国、欧洲和中国,都在大规模超支其货币。

基础货币的超发现达到了天文数字,导致世界范围内的低利率、零利率,甚至欧元区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负利率。

同时,货币发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小。除了美国,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基本都是微增长或者零增长。这种情况的另一个结果是,每个国家的债务水平越来越高,超过GDP的倍数,所有资产价格,从股票到债券,甚至房地产,都处于历史高位。

这种不正常的货币现象会持续多久?会如何收场?这对全球资产价格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没有人能回答,但几乎每个人的财富都与此密切相关。

第二:全球化。

过去几十年来,全球化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但全球贸易和全球资本流动与每个国家独立实施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是分开的。

因此,全球化和全球资本流动与每个国家自己的经济政策和国内政策产生了相当大的冲突,也使国家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

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日益增多的中美贸易冲突,比如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的不稳定,从香港到巴黎到智利各个地方日益激烈的街头政治。

同时,在这些国家,极左极右的政治势力逐渐取代了中间势力,使得整个世界更加不确定。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能预测未来的全球贸易和资本流动会是什么样子。

第三,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应该如何应对?不同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政策有什么不同?

这三个问题都是当今世界的头等大事。一个能回答其中任何一个问题的理论,很可能是一个可敬的学术成就,而同时回答三个问题,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在这本书里,顾朝明确实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视角,提出了一些基本概念和一个完整的内在逻辑的理论框架。虽然不能说这三个问题都能给出答案,但至少都给了我们很重要的启发。不管你是否同意他的理论,都值得深思。

日本的损失不是来自政策错误。货币超调是“最正确的选择”。

现在来说说作者顾朝明。他是野村证券研究所的首席经济学家,在过去的30年里对日本政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我第一次听说他是大约十年前,在日本的一次YPO国际会议上。他在会上做了主旨发言,解释了当时日本所谓的“失去的十年”(当然现在是“失去的二十年”,甚至是“失去的三十年”。)

顾朝明解释了日本泡沫破裂后的现象,即经济零增长、货币过度、零利率、大规模政府赤字、高负债等经济现象。

西方对这些现象有不同的解释,但基本上认为是日本宏观经济政策失败造成的。但顾朝明第一次给出了另一个完全相反却令人信服的解释。他在经济学中提出了一个独特的新概念——资产负债表衰退。

他将当时日本的经济衰退归因于资产泡沫破裂后,私人部门(企业和家庭)资产负债表急剧膨胀导致的经济大衰退。

在资产负债表引发的经济大衰退中,他提出了最独特的观点,即整个私营部门的目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追求负债最小化。

所以这个时候,不管发行多少钱,私营部门和个人拿到钱的第一件事不是投资扩张,而是还债。

因为当时资产价格的大幅下跌使整个私营部门和家庭处于技术破产的状态,他们必须做的是,他们修复资产负债表的方式,就是继续储蓄和偿还债务。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必然会造成大规模的收缩。

这种收缩就像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经济危机一样,因为一旦经济开始收缩,就会有一种自发的螺旋加速机制。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期间,整个美国经济在短短几年内萎缩了近46%。

日本政府采取的方法是大规模发行货币,然后通过向政府借入大量资金,直接投资基础设施,吸收居民的大规模储蓄。

就这样,日本保持了十几年的经济不变。虽然经济零增长,但没有衰退。

在顾朝明看来,这是唯一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其结果是,日本经济并没有经历上世纪30年代美国高达46%的大规模收缩,同时让私营部门有足够的时间慢慢修复资产负债表。

所以今天,私营部门和家庭开始恢复正常。当然,代价是对政府资产负债表的严重伤害,日本政府债务是当今世界最高的。但与其他选择相比,仍然是最好的政策选择。

这是我当时听到的关于日本最不寻常的解读。之后对日本经济的观察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他的想法。

欧美国家借鉴日本的经验。西方一直对日本的政策持批评态度。直到2008-2009年西方经济大衰退,对日态度才发生改变。因为2008-2009年后,整个西方在80年代后期大泡沫破裂后,突然进入了与日本非常相似的局面。

这时西方的主要资产开始大幅贬值,整个私人部门都陷入了技术破产,所以后来的情况也很相似。西方主要国家采取的政策是大规模过度生产货币。此时影响西方央行的主要经验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

在总结20世纪30年代应对大经济危机的政策时,经济学的主要结论是基于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观点,即货币政策犯了根本性的错误。

2008年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是这一观点的坚定支持者。他甚至认为在极端情况下,钱可以直接从直升机上扔出去。因此,为了应对2008年的危机,西方国家开始进行大规模的货币超支。

然而,与预期相反,货币超支的结果并没有带来经济增长的快速复苏。事实上,这些过剩的货币已经被私人部门重新储蓄并用于偿还债务,因此经济增长仍然疲软。除了美国的一些小的经济增长,欧元区经济仍然处于零增长的边缘。

对此,政府的第一反应仍然是增加货币的发行,为此,各国央行甚至发明了量化宽松(QE),这是以前从未使用过的。

传统上,央行通过调节储备(基础货币最重要的部分)来调节货币供应。QE实施后,美联储创造的超额准备金达到法定准备金的12.5倍。

然后,西方主要央行跟随QE之后,相应倍数在欧元区达到9.6倍,英国达到15.3倍,瑞士达到30.5倍,日本达到32.5倍。

也就是说,在正常的经济条件下,如果私营部门能够有效地使用这些新货币,通货膨胀率可以达到同样的倍数(比如美国为1250%)。

换句话说,如果这些货币投资于资产,可以使资产价格大幅上涨数倍至泡沫水平,或者强烈刺激GDP增长。

但实际情况是,经济仍只是略有增长,部分资产价格在逐渐上涨。这一政策最大的后果就是接近零利率,甚至是今天欧元区15万亿美元左右的负利率。

这动摇了整个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的基本假设,但同时也没有带来预期的经济增长。这时,欧洲的现象开始与日本越来越相似。

世界面临四种经济形势

大家开始反思日本人的经历。顾朝明对日本和日本财政政策的总结再次引起了西方主要国家的兴趣。

顾朝明用一个相对简单的框架来解释这些现象。他说,根据经济中的储蓄和投资行为,一个经济体总会出现以下四种情况之一,如下表所示。

借款人/投资者储蓄者有第一种情况(正常经济增长),第二种情况(一般经济危机),第三种情况(90年代的日本),第四种情况(2008-2009年和1929年的美国)。

正常情况下,在一个经济体中,既要有储蓄,也要有投资贷款。这样,经济处于相对正增长状态。

一般经济危机来临时,储户没钱,但有借款人(投资人)和投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央行作为最后的货币提供者非常重要。这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重要结论,即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是最后资金的提供者。它提供资金,然后借给私营部门。

但是大家没有想到的是第三种和第四种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情况,就是没有借款人(投资人)的情况下经济会怎么样?例如,在日本,有储户,但在过去几十年里,私营部门没有借款和投资的动机。我们做什么呢

到2008-2009年,整个西方既没有储户,也没有借款人,危机发生时储户自己也不见了。在美国,基本没有存款,资产大规模下降,所以私营部门基本处于技术破产的局面。

同时,在欧洲基本没有投资机会。经过几轮QE,基础货币大规模超支,没有人愿意投资,经济就没有投资机会。人们拿到钱后,以负利率的形式把钱转回给银行。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况。

顾朝明基础研究框架的主要贡献是第三种和第四种情况,即借款人不足情况下的一些现象。比如日本,就属于第三种情况。有人存,没人借。

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政府必须承担最终借款人的责任,并通过财政政策引导政府投资。因为如果不这样做,私人部门就不愿意做借款人,经济就开始萎缩。一旦经济开始萎缩,就会有螺旋加速机制。

这种加速甚至可能导致经济减半和大规模失业,带来难以想象的社会后果。我们知道希特勒在30年代上台,日本军国主义的复兴与当时的大萧条直接相关。

第四种情况是2008-2009年发生的事情。既没有储户,也没有借款人。此时,政府应该成为资金的最终提供者和最终借款者。

就美国而言,2008-2009年,一方面通过央行超币,另一方面财政部通过了不良资产救助计划法案,直接向所有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注资,解决了储蓄和投资者双方都缺乏的问题,稳定了经济。

但是西欧可能直到今天还处于第三种甚至第四种情况。既没有储户,也没有借款人,而且由于欧元区自身的限制,欧洲只能使用货币政策。欧元合约限制了欧洲,尤其是南欧国家利用财政政策扩大内需,这在未来可能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顾朝明利用上述框架分析了当今世界面临的独特经济现象(第三和第四种情况),并对发达国家当前的经济政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为什么欧美会走向资产泡沫?为什么泡沫破灭后没有恢复增长?

接下来他也考虑了这个问题:为什么西欧和美国的资产泡沫会动?而资产泡沫破裂后,他们没有找到增长的途径(增长相对较弱的美国除外)?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在书中提出了第二个独特的视角。这种视角对于今天的中国尤其有意义。他指出,在全球贸易背景下,经济发展有三个不同的阶段。

首先,我们首先介绍发展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刘易斯转折点。

城市工业化初期,农村剩余劳动人口不断被城市工业吸引,但随着工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农村剩余劳动人口由过剩转为短缺,经济进入充分就业状态。这个拐点被称为刘易斯转折点。

这一观察最早是由英国经济学家阿瑟·w·威廉·阿瑟·刘易斯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

第一个阶段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前的早期城镇工业化进程。

在第二阶段,经济经过刘易斯转折点后,社会进入储蓄、投资和消费互动增长的状态,也被称为黄金时代。

第三阶段是顾朝明提出的独特阶段,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经济成熟并进入发达经济阶段后,将进入追赶阶段。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期间因为国内生产成本上升到一定水平,在海外投资其他发展中国家变得更加有利。

在早期,由于各种文化和制度障碍,海外投资的优势并不明显。但当国内生产成本高到一定程度,在其他国家建立了一些基本的海外投资能力之后,海外投资就变得远比国内投资有利。这个时候,资本会停止在中国投资,国内工资开始停滞。

在第一阶段,也就是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的城镇工业化初期,资本有绝对的控制权,工人一般很难有定价权和议价权,因为农村富余人口多,找工作的人多,企业自然会剥削工人。

第二阶段,也就是刘易斯拐点之后,已经进入经济发展的成熟阶段。此时,企业需要通过增加生产设备的投资来增加产量,同时满足员工的需求,增加工资,改善工作环境和生产设备等。

在此期间,由于劳动人口不足,经济发展会导致工资水平上升,进而导致消费水平、储蓄水平、投资水平上升,使公司利润也随之上升,形成互动向上的良性循环。

在这个阶段,社会上几乎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同时也会形成以中产阶级为主导的消费社会。即使是低文化水平的人,工资也会增加,社会各阶层的生活水平都在提高。所以这个阶段也被称为黄金时代。

第三阶段,社会开始分化。对于劳动力来说,只有科技、金融、贸易、国际市场等高技术含量的岗位才会继续获得良好的工作回报,而传统制造业中那些教育水平较低的岗位的工资会逐渐下降。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国内经济和投资机会逐渐枯竭,投资机会转移到海外。

这个时候GDP增长主要靠持续的科技创新。如果这种能力很强(比如美国),GDP仍然会低速增长;如果创新能力不强,创新速度不快(如欧洲、日本),国内经济增长乏力,投资向海外或不合理地区转移。

顾朝明认为,西方社会大概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第三阶段,当时主要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追逐。

80年代,十几年后,中国开始进入国际经济周期,日本也开始进入被追赶阶段。

被赶超后,国内经济增长的机会急剧减少,经济增长更容易进入那些容易形成泡沫的地区,无论是日本、美国还是西欧。资本先后进入房地产、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衍生证券,形成了巨大的泡沫,并随之破灭。

泡沫破裂后,由于国内经济增长机会仍然有限,增长潜力仍然很小,私营部门一方面需要修复资产负债表,另一方面也缺乏投资机会,这使得其经济行为不再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主要目标,而是转变为追求债务最小化为主要目标。这样,一些基于传统经济理论的预测基本上失败了。

当经济发展阶段发生变化时,宏观政策就落后了。顾朝明指出,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政府的宏观政策会有不同的功能,因此需要使用不同的政策工具。

这种观点是目前对中国最有启发的。在早期工业化过程中,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形成、制造业、出口等。

这时,政府的财政政策将发挥巨大作用,政府可以集中有限的资源,投资基础设施、资源、出口相关服务等。,这将有助于新兴国家快速进入工业化状态。现阶段几乎所有国家都采取了积极的政府支持政策。

进入第二阶段,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工资和消费的双增长,因为这个时候社会已经充分就业,所以基本上,只要任何一个部门或领域增加工资,其他部门和领域的工资必然刚性增加。

工资的增加导致消费和储蓄的增加,企业会利用这些储蓄来增加设备投资以增加产量,从而实现利润增长,所以他们通过增加工资更有能力吸引更多的员工,并且这种循环呈现出正向的追赶式增长。

这种增长主要来自国内经济的自发增长。此时,决定性因素是处于市场前沿的企业家、个人和家庭的投资和消费行为,因为他们可以更好地把握市场中不断变化的商机。

因此,此时最有效的政策是货币政策,而不是财政政策,因为财政政策和私人投资都来自有限的储蓄,财政政策使用不当会与私人部门投资产生冲突,争夺资源和机会。

在第三阶段,也就是追赶阶段,财政政策再次变得非常重要。由于国内投资环境的恶化和投资机会的减少,私人部门不愿意在中国投资,因为海外投资的回报更高,但中国仍有大量储蓄。

这时,政府出面了。比如像日本这样,在基础设施、基础教育、基础科研等方面进行大规模的社会投资。虽然利润不高,但是可以弥补国内私人部门投资不足,居民储蓄太多消费太少。这样可以保证社会就业,保持GDP水平不螺旋式下降,更适合现阶段的经济发展。相反,货币政策在这个阶段往往会失败。

关于使用宏观政策的讨论对中国当前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虽然不同的观察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但总的来说,中国在过去的几年里已经超过了刘易斯拐点,开始进入成熟的经济发展状态。

我们可以看到,过去10年来,工资水平、消费水平、储蓄水平和投资水平都呈现出加速增长的趋势。但由于政府的惯性比较强,当经济发展阶段发生变化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会产生滞后效应,往往停留在前期发展阶段的成功经验上。这些宏观政策和经济发展阶段错位的现象在每个国家的每个阶段都有发生。

比如在今天的西方,宏观政策仍然停留在黄金时代相对有效的货币政策上,但从实际结果来看,这些政策的有效性很低,以至于很多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和日本,仍然通货膨胀率低,经济增长极其缓慢,债务急剧增加。

中国经济进入黄金时代的一个重要问题

同样,中国经济进入后刘易斯拐点成熟阶段后,政府在第一阶段仍然更加注重财政政策。

这几年我们看到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措施,虽然初衷是好的,是为了调整前一阶段经济工业化和制造业大发展带来的存量问题。

但在实际实施结果中,造成了民营企业的大规模加速倒闭,客观上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民族进退,最重要的是伤害了民营企业家的信心,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动荡和消费者信心不足,降低了这一时期潜在的经济增长水平。

今天,中国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一直为负,而消费贡献了70-80%,其中私人消费尤为重要,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动力。

黄金时代,最重要的是创业者和消费者。所有政策的重点和出发点都要围绕如何增强企业家信心,如何建立相对干净、公平、规范的市场规则,如何减少政府对经济运行的权力,减少政府权力和分权,减轻税收和负担。从黄金时代其他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货币政策在这个时期更为重要。

在第一阶段,中国的主要货币政策是间接金融模式,几乎是强制性的大规模储蓄。然后,政府控制的银行体系将资本大规模、低成本地引入制造业、基础设施、出口等国家战略性产业。这项政策对于中国的快速工业化是成功的。

第二阶段,其中一个主要方向应该是如何将整个社会的融资方向和模式从上述制度中解放出来,从间接融资转变为直接融资,让民营企业家和个人消费者有机会成为主要的最终借款人。

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年来,这方面已经开始松动。比如借助金融技术,可以看到消费信贷取得了初步发展。当然,从长远来看,房地产抵押贷款能否做得更好,第二次抵押贷款的潜力能否释放,值得研究。

在金融方面,如何扩大直接融资的比重,加快登记制度,增强股票市场对民营企业融资的能力,建立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是现阶段宏观政策最重要的工具。

另外,政府的职能能否从引导经济转移到辅助和服务经济,权力是否进一步减少,也是现阶段宏观政策的最大考验。

这几年来,虽然有些宏观政策用心良苦,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因为是行政手段。在很大意义上,这也为研究和观察现阶段的经济特征提供了另一个视角和教训。

黄金发展的第二阶段,如果一些政策由市场自发调整,效果可能会更好。相反,人为的做法可能会鼓励年轻人。这些都是中国目前最重要的话题。

未来中国经济的最大推动力

现在日本、西欧、美国等国家都在第三阶段,而中国还在第二阶段,中国未来的增长潜力还是很大的。中国人均GDP一万美元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还是有成本优势的,而其他新兴发展中国家(如印度等。)尚未形成系统的竞争优势。

中国可能长期处于黄金发展的机遇期。今天中国人均GDP在1万美元左右,但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的人口已经超过1亿,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城市。

事实上,中国从人均GDP 1万美元跃升到2万美元,并不需要最先进的技术,只需要大规模地向内陆传播东南沿海城市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这是消费增长的动力,最重要的动力是“邻居效应”。

我也想拥有别人的东西,别人的东西。此外,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将东南沿海1亿人的生活方式传播给了其他10亿人,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

未来几年,中国的工资水平、储蓄水平、投资水平、消费水平将继续相互追赶,螺旋式上升,处于相互促进的正循环之中,投资机会依然非常充裕和优秀。

如果中国能够借鉴西方国家黄金时代的货币政策,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一些调整,将对释放其经济增长潜力大有裨益。

另一方面,如果西方特别是西欧能够借鉴日本的一些有益经验,包括中国的财政政策,让政府担当最终借款人的角色,在基础设施、基础教育、基础科研等方面进行更大规模的投资,也将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在追赶的第三阶段保持经济增长。

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工具,也是对经济学的巨大贡献。经济学不是物理学,没有一成不变的公式和定理。它必须研究现实中不断变化的经济现象,并提出适合这一时期的最重要的政策。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书的理论框架是对经济学研究本身的突破和有益尝试。

当然,这本书要回答的三个问题是当今世界上最难也是最重要的问题,不太可能有完美的答案。作者对日本的经历有很深的了解,书中很多观点都是基于此。然而,日本的经验是否真的适用于欧洲国家和美国,还有待讨论。

量化宽松、货币过度、零负利率、高资产价格、社会贫富不均、民粹主义政治的兴起——这些主要由发达国家引起的国际现象,仍将长期困扰所有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和普通民众。

就中国而言,由于还处于后刘易斯拐点的黄金发展期,已经走过这一阶段的西方、日本等发达国家为这一阶段的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留下了丰富的借鉴经验。

只要政策制定者能够认清自己目前所处的阶段,做出适当的调整,就有可能充分释放黄金时期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中国的未来还是有希望的。

2019年11月19日


以上就是陆离:在空前的全球货币超支中,中国何去何从?k线图解的全部内容了,喜欢我们网站的可以继续关注健昌股票网其他的资讯!
后台-插件-广告管理-内容页底部广告位(手机)